美国金融危机中的软预算约束

问题在于如何在“软预算约束”的两难中寻求平衡

美国财长保尔森提交7000亿RTC计划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救市行动，救市措施将动用大量纳税人金钱，这项“前所未有的行动”带有极大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这次金融救助的投入是不断增加的，甚至给人毫无底线之感。我们认为这显示了“软预算约束”在美国式现代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存在，也显示了存在两难的“软预算约束”有其必要性和有益之处：虽然大家都清楚这些援救措施会带来“道德风险”，但没办法甩手不管；虽然美国基本经济体制本身就存在“软预算约束”的制度困境，为“道德风险”的产生留下了空间，但如果要废除有限责任公司、中央银行制和破产重组这三种制度(根据崔之元《“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悖论》中提出的悖论关系)，不仅不行而且可能更糟糕。追求最优的自由市场制度方案，效果可能还不及这种存在两难的制度方案，甚至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因为现实中的市场总是信息不对称的不完全市场，有限责任公司、中央银行和破产重组等制度利弊兼有，也不能完全避免危机，并且身处两难境地。也许我们命定无法找到一劳永逸的最优路径。问题在于如何在“软预算约束”的两难中寻求平衡，这些制度鼓励的“有益的风险”多还是“有害的风险”多？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前者多，有些认为后者多。我们认为，如果对不完全市场定理的解释是正确的，就不能先验地、一劳永逸地判定这种净效果；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软预算约束”(以及不明确的产权界定)有的是正确的，并不总是坏事情。

要处理好这种制度性的两难困境，要点在于享受了有限责任公司等制度的好处的同时，一定要对这些制度的负面效应有充分的了解、准备和应对，而不是等到问题已经出现才来救火。“如果一方面放松监督，而在另一方面不加强监督，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就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来看，美国金融监管层负有相当的责任，他们在预防“软预算约束”的有害风险方面显然准备不足。

危机爆发之后人们多有后见之明，大多认为原因之一是对过度创新监管不足。而在危机酝酿期，恰是对创新的鼓吹和努力将企业不断拉离政府的监管之外，而且利用自由市场理论不断把这种偏离合法化。

而在危机拯救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坚持自由市场理论的教条，而对于动用有“软预算约束”效应的干预措施，而错失拯救的良机。据说此次美国政府果断出手，就是吸取了日本1990年代处理金融危机初期“见死不救”、耽搁战机、此后复苏缓慢的教训。但同时也要想办法控制企业依托有限责任制和中央银行等制度的“软预算约束”来“卸责获利”(例如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的论述)。

无论从危机酝酿期，还是从危机拯救期来看，“看不见的手”范式所设定的最优制度效果，都会误导经济发展的走向，或者走向难以持久的繁荣，或者走向长期的衰退。于是，有必要直面制度性“软预算约束”的现实，在次优世界中寻求自由创新与合理管制之间的平衡。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恰是一次重新思考的契机，如果不能由此深入了解西方经济学界的长期辩论和西方经济制度的长期演变历史，仍然只是满足于重复简单的教条，想当然地以为一种想象中的美国体制已经把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那么，动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人民币的学费都白交了。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