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头的接班困局：二号人物没一个能打的？

去年9月10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马云正式宣布其将于2019年此日卸任董事局主席一职，继任者为现任集团CEO张勇。谈及未来的发展，马云表示，除了继续担任阿里巴巴合伙人和为合伙人组织机制做努力和贡献外，自己更想回归热爱的教育领域。

公开资料显示，马云生于1964年，截止今年如期“退休”，这位第一代互联网巨头的精神领袖方才55周岁，这个年龄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仍然算得上是“正值盛年”。然而，张勇接班看似事出突然，但回溯阿里的人事规划，实属有迹可循。

早在2013年的淘宝十周年时，马云就已正式辞去阿里巴巴集团CEO一职。而在阿里2014年9月赴美IPO时，招股书中首次提到集团将实行合伙人制度，放弃此前实行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进一步淡化“创始人”概念。马云曾说的“用10年筹划传承”，此言非虚。

阿里巴巴的“去马云时代”即将在短短三个季度后应验，同时，对于其他已经早早举办过“成人礼”的巨头企业而言，或许也将在2019年开启“立储”大计。

对于“规模企业的创新力问题，领导人传承问题，未来领导人问题和文化传承问题”，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中国企业，都需要一个答案。

第一梯队没有“二号人物”

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第一梯队的接班问题并非没有被排上日常议程，但大多数还只能算是坊间传说。

腾讯传说中的“二号人物”是执行董事刘炽平。

据报道，刘炽平和腾讯的缘分开始于2003年，当时刘炽平还是高盛集团亚洲投资银行部的高管，而那时成立刚5年的腾讯是一家大约有1000名员工，并因QQ信息服务小有名气的互联网企业。从马化腾个人的考量出发，鉴于他和他的联合创始团队都是计算机背景，他们亟需为腾讯引进一个拥有国际经验并且能帮助公司搭建可持续业务战略的人才。

2005年，刘炽平正式加入马化腾战队，他将美国公司的管理标准带到了腾讯，包括设置营收目标，引入社交媒体和数字媒体等新业务。2006年，刘炽平升任公司总裁并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腾讯迎来了快速成长，公司旗下的游戏和QQ被亚洲市场熟知。

2007年，刘炽平收购了张小龙的Foxmail。三年后，张小龙向马化腾发信息询问是否要开发适用于智能手机的社交网络，得到许可后，张小龙和他的10个同事一起研发出了一个叫微信的软件。时至今日，这个软件仍然是腾讯最突出的长板。

2013年开始，腾讯正式开启“开放生态”之路。先是放弃了其挣扎日久的搜索业务，直接为竞争对手搜狗注资4.48亿美元；次年，腾讯又同样将自己迟迟做不好的电商业务拍拍卖给了京东，并用2.14亿美元投资成为了后者的股东。2016年，腾讯又收购了开发出《皇室战争》的Supercell公司 84.3%的股权。

这些并购事件的背后都有刘炽平的身影。

自加入腾讯以来，刘炽平已经在14个年头里把腾讯从一个社交网络公司变成了国内最大的投资公司；除了“腾讯没有梦想”的杂音之外，年薪过亿的刘炽平几乎称得上是腾讯的天选之人，至少没有哪位比他更有说服力的“二号人物”有崭露的迹象。

唯一的问题或许是1973年生人的刘炽平仅比马化腾小两岁，而尚不知天命的马化腾定然不着急“退位”，年纪将成为这位成绩斐然的接班人无法逃避的尴尬障碍。

如果刘炽平至少是腾讯的传说，那么百度就只能说是没有传说。尤其是在2018年第二季度结束之前，前百度“二号人物”陆奇离开之后。

陆奇的离开如同他登场时一般惹眼，毕竟在他之前百度已经很长时间不曾有过“二号人物”。前任的最高职级“百度总裁”由2014年9月加入百度的张亚勤担任，但这个职务的级别在陆奇之下并很快被边缘化，据报道，张亚勤并未真正地掌握过百度的核心业务。

伴随着2017年1月陆奇入主百度担任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百度才算交出了相当一部分实权。据悉，陆奇在百度的权力和地位仅次于李彦宏，是与阿里集团CEO张勇和腾讯集团总裁刘炽平等量齐观的重要角色。

在短短400 多天的百度“改革操盘者”生涯中，陆奇力主将百度逐渐摆脱2016年魏则西事件带来的巨大困扰，并全力向一家“all in AI”的技术领先巨头靠近。为此，陆奇一边分拆医疗竞价排名、大范围调整百度现有业务和人事，一边全情投入Feed流与人工智能。

肉眼可见的成绩是百度的股价在一年内，从160美元的低点拉升到最高284美元，市值从400多亿美元到突破900亿美元。根据2018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百度营收209亿元，同比增长31%。

然而，陆奇还是离开了，与其同期离任的还有百度前首席科学家吴恩达、前无人驾驶事业部总经理王劲、前百度研究院院长林元庆、前百度糯米总经理曾良、前百度贴吧事业部总经理胡玥和前百度地图事业部总经理李东旻。

有人认为，陆奇左不过是一个百度外部“改革者”的宿命缩影，毕竟李彦宏之所以一直给外界留下一种孤芳自赏的独裁者形象，正是源于百度“二号人物”的长期缺失。在百度很难自辩的“企业文化”下，陆奇离职的原因已经不再重要。

百度没有“二号人物”，何况是更诛心的“接班人”。流水的“陆奇”给铁打的李彦宏留下的，或许只是一个个度人的刻度。

第二梯队主推“团伙作案”

和BAT始终保持一个身位的京东，因为老板和老板娘轮流上头条，喧闹到似乎永远都不需要考虑接班人的问题，直到2018年8月31日，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刘强东涉嫌性侵指控被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警察带走。在事后至今累计跌去37%的股价面前，京东开始郑重地思考，没有刘强东，京东的未来在哪里。

于是，一个叫徐雷的疑似“二号人物”横空出世。2018年12月21日，京东正式发布了“京东商城组织架构调整公告”，在新的组织架构下，这轮调整后，直接向徐雷汇报的业务部门共计达到10个。

公开资料显示，徐雷此前在联想、好耶广告网络等公司从事营销推广工作，也曾服务过京东的竞争对手淘宝。2007年，徐雷正式开始担任京东市场营销顾问，并于2009年正式加入公司，历任京东商城市场营销部负责人、无线业务部负责人、京东商城营销平台体系负责人等多个职务。

有趣的是在2011年，徐雷曾短暂离开京东赴优购网任职CMO，并在2012年京东“6·18”价格战宣称单日成交10亿元后，以优购网CMO的身份对“前东家”喊话：“打死也不信。”直至2013年，徐雷才重返京东任市场部高级副总裁，参与主导京东一年最为关键的“6·18”营销活动。

“二进宫”的插曲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徐雷在京东内部的职权。2014年的6月，徐雷在备战会上力主突出京东“6·18”主题的主张，此举一如张勇当年提出“双11”。此外，京X计划，无界零售等合作也出自CMO体系。

事实上，徐雷能引起如此反响，除去与刘强东个人危机之间的相关性，也与京东长期没有“二号人物”有很大联系。这家成立于1998年的企业，在过去的20年来，没有二把手，也没有联合创始人。刘强东自己就早在2016年上节目时坦言，如果不能控制京东，宁愿将它卖掉。甚至在8月底的性侵丑闻过去48小时后，刘强东即现身京东总部参与京东与如意集团的签约。

因此外界不免猜测，这次调整究竟是刘强东真心放权，还是迫不得已才突兀地推出一个“二号人物”来撑场面？

或许在京东接班人的话题上，比“二号人物”稍微靠谱一点的，不如说是京东从华为学来的轮值CEO制度。此前，刘强东曾高薪引进了一批职业经理人，包括COO沈皓瑜、CMO蓝烨、CTO王亚卿、CHO隆雨等。刘强东甚至在2014年，把京东商城CEO的位置让渡给沈皓瑜。

但自从2017年4月沈皓瑜离职后，京东商城CEO一直处于挂空状态。直到2018年7月，徐雷走马上任。

有没有“明尼苏达事件”，刘强东或都已决定采取轮值CEO制度改变京东高层治理机制。徐雷只不过恰是京东实行轮值CEO制度后的第一人。

“BATJ”之余，最不让媒体圈“操心”的巨头，可能是上市不久风光无限好的小米。1969年出生的掌舵人雷军今年方迎来50周岁，况且年富力强之外还有硕果仅存的6位联合创始人。

2018年9月13日，雷军在内部邮件中宣布了小米集团最新组织架构调整和人事任命，涉及四位高层。除联合创始人、高级副总裁洪锋转任小米金融董事长兼CEO，专注小米金融业务的发展推进之外，两位联合创始人、高级副总裁刘德和王川脱离具体业务，分别掌管新设的集团组织部和集团参谋部，副总裁尚进也从掌管互娱业务到协助高级副总裁祁燕负责小米产业园及各个区域总部的规划和建设。

此外，改组电视部、生态链部、MIUI部和互娱部等四个业务部重组成十个新的业务部。该调整提拔了十几位总经理级别的中层，其中80后占据大多数，意味着新生代开始从创业元老手中接棒具体业务。

科技巨头的“接班之年”

互联网企业接班如果半数是猜想，那么对于不少科技圈知名大公司来说就是迫在眉睫。至少董明珠能否连任格力电器董事长这个2018年的未解之谜，终于要在2019年解开了。

2019年1月1日晚间，格力电器公告称，公司将于1月16日召开股东大会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其中，在董事候选人方面，第一大股东格力集团推荐董明珠、黄辉、望靖东、张伟参选，第二大股东由京海担保推荐张军督、郭书战参选。同时，董事会推荐董明珠的“闺蜜”刘姝威，以及邢子文、王晓华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至公告日，关于“董小姐”的接班猜想已经进行了将近三年。早在2016年10月，珠海国资委就曾免去董明珠格力集团董事长一职；进入2017年8月，格力电器常务副总裁、总工程师黄辉出任格力电器执行总裁，位置仅次于董明珠；而在2018年5月31日格力董事会任期届满后，格力电器于6月4日晚间公告称换届选举将适当延期，又为悬而不决的格力接班疑云添了一处伏笔。

就在董明珠的地位摇摇欲坠时，2018年12月，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格力2018全年营收将达到2000亿元，并“单方面”宣布与雷军的十亿赌局基本胜出。凭借这番吸睛的业绩，董明珠才最终为自己的连任掷下了一枚姗姗来迟的筹码。

不得不说，很多机构投资者都会感念格力的董明珠时代。财报显示，2013年到2015年，格力电器股息支付率分别达到40.4%、63.31%和71.48%，三年内几乎翻倍。2016年，格力电器更是派发了108.28亿元的超级红包。

弦外之音是在2016年格力为收购珠海银隆一事召开股东大会时，因机构投资者投出反对票，“赌气”的董明珠在2017年冒着无法连任的风险“赌气”拒绝分红；此后，便是格力电器董事会换届推迟的消息流出。

值得一提的是，董明珠对接班的话题一向口径暧昧。2018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董明珠表示自己在格力28年没有休假一天，应该可以求休息。如果到了自己能交班的时候，她相信企业一定会能更好地运营下去。但紧接着又说：“如果不能更好地运营下去，我绝对不交班。”

而另一个更明显的问题是，现年65岁的董明珠之外，格力再难找出一个颇有卖相的“一号人物”。

格力的确定性之外是华为的不确定性。伴随2018年年底华为CFO孟晚舟被捕事件的发酵，任正非的接班话题被再一次推到台前。

孟晚舟的另一个身份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长女。华为官方信息显示，孟晚舟1993年加入华为，历任公司国际会计部总监、华为香港公司首席财务官、账务管理部总裁。现任公司CFO、副董事长。

诸多公开报道中的孟晚舟走的是标准的候选人之路。据悉，孟晚舟的华为生涯从基层“打杂”开始，行事低调，很少有人知道她与任正非的关系。孟晚舟在内部文章中曾回忆，最初几年，她承担了总机转接和文件打印等琐碎工作，相当于公司的秘书。直到1997年，孟晚舟攻读硕士学位归来再入华为，才正式担起财务正职。

从官方披露的履历来看，孟晚舟在2003年负责建立了全球统一的华为财务组织；2005年起主导在全球建立了五个共享中心，并推动华为全球集中支付中心在深圳落成；2007年，孟晚舟负责实施与IBM合作的华为IFS（集成财经服务）变革，此举使华为开启了精细化管理之路。

孟晚舟任职期间，华为营业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据华为2017年财报显示，5年来，华为销售收入已从2013年的2390.25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7年的6036.21亿元人民币。

鉴于此，业界对这位位高权重的“公主”或将接任华为的猜度从未停止。

但就任正非本人此前的公开表态来看，华为似乎不会走家族化企业道路。2013年，任正非的儿子任平、女儿孟晚舟担任要职一事就曾引发外界对华为掌门“世袭制”的议论，任正非为此回应称，家人“永远不会进入接班人序列”，且在此后的2014年，任正非继续表态“家人永远不会接这个班”。

在过去不久的2018年华为内部4季度工作会议上，任正非再度开口，明确“华为干部选拔要以李云龙、赵刚为标杆，以后的轮值董事长、接班人，均从主战人员中成长。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关心财务报表，因此，有CFO接班的可能。我们公司不会”，以此否认了孟晚舟接班的可能。

为了彰显华为的举贤任能，任正非早在2012年就启动了轮值 CEO 制度，而后改为轮值董事长制度，但始终延续集体管理模式。根据华为官网显示，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常务委员会由轮值董事长主持，轮值董事长在当值期间是公司最高领袖。目前在列的轮值董事长为徐直军、郭平、胡厚崑三人。

近几年一直有经不起考证的消息传言任正非要退休，但目前其在华为的行政职务仍为CEO。此前有知名通信行业人士分析认为，任正非精神领袖的地位不可动摇，短时间不会完全退出华为的管理。但是翻开任正非的履历，不免惊觉，这位为华为企业文化打上永恒烙印的创始人生于1944年，现年75岁，早已过了退守之年。

职业经理人之死

综合来看，对于中国当代科技企业的接班问题，“子承父业”多是坊间喜闻乐见的版本，实际操作中还是内部晋升更为常见。且相比于成熟于美国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中国企业还是普遍更认可合伙人的概念。

合伙人享有企业经营所得并对经营亏损共同承担责任，可以由所有合伙人共同参与经营，也可以由部分合伙人经营，其他合伙人仅出资并自负盈亏，合伙人组成规模可大可小。张勇接棒已经做出了典范，相似的还有万科。

王石已将告别管理层，将万科交棒给以郁亮为首的事业合伙人团队。而郁亮自黑石考察归来后也和媒体透露，他和其他几千名万科员工身份也都从职业经理人变身为事业合伙人。根据郁亮的总结，事业合伙人应当具备四个特点：“掌握自己的命运、形成背靠背信任、做大事业、分享成就。”

换句话说，无非是一种利益分享、风险共担的机制。

无独有偶，苏宁CHO孟祥胜谈及企业人才结构时也曾表示，互联网时代，苏宁的组织架构已发生变化：总部像一个“旗舰”，下面每一个独立业务单元就像军舰一样，每一个单元都必须要学会独立作战。“而在用人方面，我们不要职业经理人，只要事业合伙人”。虽然扬言秉承“事业合伙人”制度的苏宁，除了现年27岁的创始人张近东的儿子张康阳，并没有任何有声量的“疑似合伙人”出现。

相对而言，职业经理人在中国企业生态中就显得十分局促。

2017年底，马云在浙商总会发表演讲时提到，职业经理人跟企业家的区别，就像一群人上山打野猪，职业经理人开枪后，野猪没被打死，朝大家冲了来，这时职业经理人丢下枪跑了。而企业家看到野猪冲过来，反而会拿些柴刀和野猪搏斗，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心态打保卫战，真正的企业家从商场上一路披荆斩棘杀出血路，他们无所畏惧。

显而易见，在习惯大权在握的中国创始人眼中，生长于资本发展充分的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之中的职业经理人，在理念、文化隔阂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或无法招架长期野蛮生长的中国互联网行业，最终不会把公司当做自己的事业。

“内培”与“空降”孰优孰劣，最终还是回归接班人的业绩贡献。联想在被柳传志一手培养出来的徒弟杨元庆的领导下，从一家股价在金融危机期间逆势突破70元的中国最大的计算机企业，一路沦落到被从恒生指数50只成份股中剔除。联想没在同年代的品牌赛道上跑过华为，也没能在新的竞争中保住地位。“失去了联想，世界并不会怎样”的调侃，一半责任要落在领导层身上。

此外，尽管“内培”先于“空降”正成为企业接班的主流，但两者根本上都取决于创始者的意愿。每一家成功的公司都或多或少受惠于鲜明的领导人个人标签，对于他们而言，拱手放权的决定必然十分不易。

张勇的领导力固然被业内看好，以及作为生态级巨无霸企业的阿里似乎已经不必再强烈依赖个人的领导和管理。但已然卸任董事长的马云依然是阿里的终身合伙人，也依然持有阿里6.4%的股票，占阿里高管和董事总持股额的67%，对阿里的决策有重要发言权。

马云的“垂帘听政”，一定程度上也是资本市场的定心丸。

摘自—起风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