涌金系“褪色”

时间可以磨灭伤痛，也可以忘怀旧楚。但有些人、有些事却是不容易被遗忘。2008年4月底，被资本市场称为江湖最后大佬的魏东在其父母的北京寓所临高一跳，轰然结束了自己年仅41岁的生命。

两年后的今天，外界已难想象，如果当初魏东没有选择以如此方式结束自己人生的话，其一手建立起来的超级资本王国——“涌金系”如今会是何种模样。

之于涌金系与魏东而言，这段往事之所以难以被遗忘，不仅仅是因为魏东以跳楼完结生命的传奇结局所留下的许多未解之谜，也不仅仅因为涌金系纵横市场数载，而巧妙利用其有利资源，看似便宜占尽，短短十余年内建立起的巨大的财富帝国，更重要的，或许则是在涌金系和魏东的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中，其身上所表现出的，能代表中国资本市场中的私募资本从虚拟经济到实业投资的发展进程。

时间进入2010年4月中旬，魏东离世整整两年，作为涌金系的一个重要资本运作平台，湖南九芝堂开始惊爆出人事大调整传言。

2010年5月15日，九芝堂高层人事大调整的传言得以应验，曾被魏东生前着力培养的职业经理人、九芝堂董事长关继峰和曾为涌金系收购其另一资本运作平台千金药业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九芝堂副总经理、董秘蔡光云双双正式提出辞呈，而负责接替九芝堂董事长一职的不是别人，正是魏东的哥哥魏锋。

“九芝堂的人事调整使得涌金系未来的发展战略思路得以更为清晰地体现，在魏东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其一手建立起来的金融投资帝国已经开始也必须去面对‘环境’改变后所带来的战略转变，涌金系的去金融色彩之路是未来涌金系发展的关键之一。”近日，一位接近于涌金系高层的内部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事实上，自魏东离去后，无论是在风投层面的接连受挫，还是在民生银行、广汇股份等等系列股权的抛售，以及国金证券控股权转让传闻的不绝于耳，都已经在或明或暗地预示着去魏东后，涌金系必将面临的变革阵痛。

碧水源财富谋局

涌金系金融资本的最后狂欢？

“如果魏东还在，涌金系参与的这些投资可能不会如此容易被否。”国内一家投行高层告诉记者，许多公司上市之前之所以引进风投并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参与投资的私募所带有的“独特的能力”。

2010年4月21日，距离魏东忌日两周年仅不到十天。这一天，涌金系数位内部相关成员参股的碧水源以145元/股的开盘价正式登陆创业板。

根据碧水源发布的招股说明书，公司IPO前的15名自然人股东中，至少四名自然人为涌金系成员，分别为魏东之母刘世莹，其持有碧水源286万股，魏东之得力干将之一的云南国信董事长刘刚之妻吴凡，其持有41万股，涌金集团股东之一沈静持有碧水源33万股，而魏东之兄魏锋则持有18万股。

而在碧水源上市前的三家法人股东中，涌金系的资本运作平台之一的上海纳米创业投资公司也同样以247.5万股，成为碧水源的第六大股东。

工商资料显示，上海纳米成立于2000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刘明，由三位自然人出资3亿设立，其中，魏东之妻陈金霞出资2.25亿，占比75%，而自然人俞国音、刘明则分别以4500万元和3000万元的出资，分别拥有上海纳米15%和10%的股份。

4月21日至5月19日，顶着创业板第一高价股光环上市的碧水源股价波动幅度剧烈，从最高价175.58元一度下探至106.01元。即使以106.01元的最低交易价格计算，仅魏东之母刘世莹所持286万股的市值便在3.03亿之上，就算其中持有碧水源股份最少的魏锋，其持有的18万股碧水源市值也近2000万，而魏东之妻陈金霞通过上海纳米间接持有碧水源约185.625万股的市值也近2亿之巨，这也就意味着仅在碧水源上市这笔风投中，仅魏东的直系亲人便坐享了超过5亿的资本饕餮盛宴。

本报记者调查获知，魏东及其涌金系在碧水源的谋局最早开始于2006年底，当年9月18日，碧水源进行了其上市前的增资扩股，作为涌金系的资本运作平台，云南国投以2000万元出资认缴碧水源44.12万元的注册资本，从而成为碧水源斯时的8大股东之一，持股比例为7.50%。

同年10月，云南国投便向云南省银监局提交了《关于开展瑞源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工作报告》，据该计划显示，瑞源信托计划融资规模为1400万元，目的是用于受让云南国信持有的5.25%碧水源股权。

2007年3月1日，瑞源信托计划正式成立。根据云南国信向云南省银监局提交的工作报告可知，该信托计划推介期为2007年2月13日至28日，共募集资金1400万元，受益人45人。

但令人蹊跷的事情却在此后接连发生。

2007年11月23日，瑞源信托则宣布因标的股权无法正常办理过户，而导致计划解散，而瑞源信托计划在以少量信托利益以货币形式补偿45名受益人后宣布终止。但就在此四天前，也就是11月19日，云南国信却与如今出现在碧水源股东名单中的9名受益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向其转让所持的碧水源5.25%的股权，值得注意的是，该9名受益人不仅仅包括上述多位涌金系成员，而该9名受益人也同时出现在原瑞源信托计划中的45名成员名单之列。

2008年8月27日，云南国信正式转让其所持有的碧水源7.50%的股份，其中5.25%的股权按上述协议分别转让给了包括刘世莹、魏锋、吴凡等在内的9位受益人，而另外2.25%则转让给了上海纳米。

本报记者获得的有关转让记录显示，上述十位通过云南国投参股碧水源的股东中，刘世莹获得碧水源286.6875万股的转让价格为731.835万元，而魏锋获得18万余股的兑价为47.385万元，折合每股价格为2.55元，而上海纳米获得碧水源247.5万股的兑价则更低至600万元，折合每股价格仅2.4元。

至此，短短三年时间，魏东及其掌控的涌金系在碧水源中的投资收益最高已爆增近70倍。

“但对于涌金系而言，这看似繁华的局面或许只是其在资本运作之路上最后的狂欢，失去了魏东的涌金系在资本市场中已如明日黄花。”上述接近佣金系高层的内部人士指出。

实际上，早在2009年底，涌金系的首次资本运作便浮出水面，但遗憾的是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2009年12月1日，赛轮股份的创业板首发申请被否。

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6月份，赛轮股份上市前夜，陈金霞等涌金系代表则以4.4元每股的价格火线参股，其后，陈金霞持有赛轮股份6.1%的股权，为其第五大股东，而具有涌金系背景的青岛软控(002073.SZ)和苏州工业园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也分别持有赛轮股份8.13%和0.82%的股权。

倘若赛轮股份成功过会上市，以其2008年每股净利润0.22元，当时创业板发行平均市盈率60倍计算，其发行价格则将达13元左右，即使排除二级市场的后期炒作，不到半年，陈金霞在赛轮股份上的账面资产则至少增长200%，但随着赛轮股份的过会失利，其这一美梦也就此泡汤。

2010年4月28日，信得科技同样冲击创业板上市被否，而这已是信得科技第二次申请上市被否了。

而此次，参与信得科技的涌金系成员便同样是其旗下鼎鼎大名的上海纳米。

2007年3月，上海纳米仅以100万元的超低价格从信得投资处获得信得科技前身信得药业5%股权。如信得科技成功上市，以2009年信得科技上市发行摊薄后，每股收益也将达到0.56元，给予其60倍的发行市盈率计算，其发行价也将超过30元，这也就意味着，即使刨去二级市场的种种操作，仅仅3年时间，上海纳米投入到信得科技中的区区100万元则将增值至6700万元，收益则可能爆增60余倍。当然，随着信得科技的接连被否，涌金系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

“如果魏东还在，涌金系参与的这些投资可能不会如此容易被否。”国内一家投行高层告诉记者，许多公司上市之前之所以引进风投并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参与投资的私募所带有的“独特的能力”。

“当时之所以引进包括涌金系在内的私募投资机构，就是看中他们身上独特的政府人脉资源能为上市保驾护航。”上述涌金系参股的某公司有关人士更向记者坦言。

“虽然目前来说很难评定碧水源是否将是涌金系最后的狂欢，但涌金系在资本市场中的影响力、话语权以及人脉的认同度都已经日薄西山了。”上述某投行高层坦承。

重组*ST北生

魏东的最后资本落子

“浙江郡原完成增资后，便试图借助当时房产市场的火热而上市圈钱。”上述浙江地产圈内的资深人士向记者透露。直到2009年6月，已暂停上市近一个月的*ST北生成为了浙江郡原的上市之路的跳板之选。

如果说让魏氏家族及涌金系收获颇丰的碧水源上市是魏东离世前设下的最成功资本运作之局的话，那么魏东在其辞世前所布下的庞大的资本迷局中的最后一单又是什么呢？

据记者调查取证，答案浮出水面。

谁曾想到在2008年4月底便轻生的魏东，其最近的一笔投资竟然发生在距其死亡前一个月的时间里，而这笔投资便是入股浙江郡原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郡原），而现今，其也将通过浙江郡原重组已经濒临退市边缘的*ST北生，实现魏东生前落子其中以谋局对资本市场征战的初衷。

让我们把时间再度回到2007年的下半年。

2007年9月4日，涌金系旗下九芝堂发布公告，董事会审议通过以1.1亿元，将半年前收购的湖南中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湖南中嘉）62.5%的股权，转让给杭州南源联合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杭州南源）。

记者获取的调查资料显示，在九芝堂收购前，湖南中嘉原法定代表人为许广跃，但蹊跷的是，此次接收湖南中嘉股权的杭州南源法定代表人也依然是许广跃。

而且，湖南中嘉的第二大股东湖南郡原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即为浙江郡原的分公司，而浙江郡原董事长则刚好也是许广跃。

但这一买一卖所不同的是，短短半年，九芝堂则从许广跃手中轻松地赚取了1000万元，斯时，曾引发市场质疑许的公司实际为涌金系马甲之一。

“作为国内地产界名人的许广跃与魏东交情不浅。”斯时，一位浙江地产圈内的资深人士向记者透露，早年许便是涌金系的成员之一。

而2008年2月5日，涌金系控制的国金证券向原国金证券股东定向增发2.16亿股，每股8.47元，而浙江郡原则作为新股东参与增发，并成为国金证券前五大股东之一。

而就在此时，浙江郡原一边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涌金系下国金证券的大股东之一，另一边，魏东等人也看到了浙江郡原上市的契机或将成熟。

据记者获得的一份浙江郡原的工商资料显示，浙江郡原成立于2002年9月，最初注册资本仅为1000万元，2002年3月，增资至2000万元。

直到2007年11月，也就是在与涌金系旗下的九芝堂发生过上述那笔蹊跷的交易后，其注册资金突然增至1.75亿元，其原股东杭州天禧投资有限公司与自然人许广跃分别出资1.225亿、3500万元外，还新引进股东杭州唐旗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750万元。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杭州天禧投资有限公司还是杭州唐旗投资有限公司，其实际控制人皆为许广跃。

2007年12月28日，浙江郡原再度增资至6亿，而许广跃及其实际控制的杭州天禧投资有限公司还是杭州唐旗投资有限公司在浙江郡原中的出资份额则分别达到1.05亿、3.675亿、5250万元，而此时新引入的四位自然人股东认缴剩余增资。

而2008年3月13日，浙江郡原再度增资，其注册资本由之前的6亿变更为7亿元，而此时，魏东便以个人名义出资5623万余元，获得浙江郡原8.03%的股份，排在杭州天禧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许广跃之后，成为浙江郡原的第三大股东。

魏东去世后，该部分股份由其妻陈金霞继承。

“浙江郡原完成增资后，便试图借助当时房产市场的火热而上市圈钱，从2008年初便开始到处寻找借壳的对象，但一直都未能如愿。”上述浙江地产圈内的资深人士向记者透露。直到2009年6月，斯时已暂停上市近一个月的*ST北生成为了浙江郡原上市之路的跳板之选。

据*ST北生重整计划显示，重组方应当在重整程序终结之后，向*ST北生注入净资产不低于7亿元、并具有一定盈利能力的优质资产，重组完成当年注入资产实现净利润应不低于1.5亿元，并在未来年度保证一定增长。

2009年8月中旬，*ST北生公告称，已初步选定几家战略投资者为重组方候选对象，正对具体问题深入探讨。

“实际上，此次，*ST北生选定战略投资者分别为浙江郡原、福建三盛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东中山明阳风电产业集团。”斯时，据上述接近*ST北生重组项目组的有关人士告诉记者，随着时间的推进，浙江郡原已经受到有关部门偏重。

2010年1月，*ST北生发布公告，正式确认，将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购买上述相关各方持有的浙江郡原地产股份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发行价格为每股2.6元，计划发行13.5亿股A股。

按此计算，如果浙江郡原重组*ST北生一旦成功，那么以陈金霞持有浙江郡原8.03%的股权计算，其就将持有重组后的*ST北生的1.08亿股，而这部分股权将给其带来多大的收益，目前还难以估算，但相信又将是一个资本暴富的神话。

“但目前而言，浙江郡原借壳*ST北生恐怕并非能一帆风顺。”上海一家投行负责人士给记者如此分析，2010年4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对房地产企业上市和融资的把控越来越严格，而近日，中国证监会联手国土资源部再出重拳，两部门将共同审核房地产企业上市、融资相关事宜。“虽然目前具体政策限制到房地产企业借壳重组上市，但在这样的大趋势之下，对于有关房地产项目，无论是上市还是借壳，有关部门的把关都颇紧，而此外，房地产市场也处于政策调控期，其上市后，未来的收益能否稳定如预期，也难以把握。”

肖时庆案浮现

云南国投“汇浦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秘密

银河证券原总裁肖时庆被有关部门双规，之后，外界便爆出肖时庆担任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时，曾通过魏东暗箱操作，“安全”获利上千万，而其中主要的一笔便是这份汇浦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魏东以奇特的跳楼方式完结生命的传奇结局所留下的许多未解之谜，在他去世后，些许被世人所窥究，而魏东其通过云南国投设立的“汇浦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背后秘密，则可能是其资本运作中最为巧妙的一局。

2009年11月5日，沪高院正式受理上海博联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联科技”)诉云南国投有关“浦发银行股票转让协议无效”案的再审申请，而这场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官司在历近5年，最终仍然遭遇重重阻力，前途不明。

事件的起因缘起于2005年7月28日，涌金系下的云南国投还从中国浦实电子有限公司（下称浦实电子）以每股仅为3.5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1500万股浦发银行法人股据为己有。

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对于该笔交易，作为浦实电子的大股东博联科技却并不知情，也同样未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对该笔交易正常授权，而该股权转让的决议在浦实电子的股东会上也遭到否决。在而此外，每股3.5元的转让价格的确有过低的嫌疑，要知道，2005年浦发银行一季报中明确载明，浦发银行每股净资产为人民币3.58元。

而该笔交易发生之时，浦发银行的二级市场的股价也已经达8元/股，而此时，正值浦发银行股改前夜，其股改后，则股价也必将迎来数倍的增长。

而正当所有的目光被这起离奇的案子所牵连时，这笔股份却通过云南信托流向神秘一方。

实际上，在云南国投获得浦发银行股票后，每股仅加上了0.4元钱，便将其售予了自己旗下的“汇浦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受益人不详，而比较起一年后，该部分股票解禁时的价格，云南国投在其中的作用仅为“过桥”之用。

据记者获得的一份有关汇浦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说明书显示，该信托于2005年11月4日正式成立，实际募集资金为人民币1.63亿元，共签订信托合同份数173份，而投资标的即为浦发银行法人股，并于2007年5月18日结束兑付,收益一次性分配完毕。

2007年该部分浦发银行股票解禁，在截至2007年5月18日前，其价格更最高上扬至31.34元/股，而汇浦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标的股票价值更爆增至12亿元，而短短不到两年时间内，汇浦集合资金信托持有人便安稳地获利超过7倍。

谁都知道，股改之后股权价值一定会提升，但是云南国投却在浦发银行股改的前夕，成功收购法人股，这部分法人股在浦发银行股改完成后1年就可以解禁流通，云南国投为什么要将肥肉让给汇浦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答案在两年后渐渐清晰。

2009年4月28日，银河证券原总裁肖时庆被有关部门双规，随即爆出肖时庆在担任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时，曾通过魏东暗箱操作，“安全”获利上千万，而其中主要的一笔便是这份汇浦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据有关知情人透露，肖时庆便是当初该信托计划的受益人之一，而其认购了不止一份该信托计划，仅在此信托计划中，其便获利千万。“肖时庆绝对不是唯一一个在次计划中或得暴利的官员，这173份信托计划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官商结合的关系网络。”

而值得注意的是，正当市场的目光都在被博联科技诉“浦发银行股票转让协议无效”案所吸引时，却忽略了另一个重点，那就是魏东从博联科技的控股公司浦实电子处获得的仅是汇浦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标的股份4000万股浦发银行中的1500万股，那么其余的2500万股是否又存在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据记者调查了解，汇浦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标的股份中的其余的2500万股中，除500万股为魏东等通过二级市场渠道收集而来，剩余的2000万股则又是以一个极低的价格从外高桥收购而来。

2005年9月9日，外高桥与云南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0万股社会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浦发银行2000万股社会法人股股权以每股4.35元的价格转让给云南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而当日浦发银行的二级市场价格已达8.5元。

为何外高桥愿意以如此低的价格转让其所持的优质资产，而且眼看浦发银行股改在即，这其中又有什么玄机？

据记者调查，答案不久便浮出水面，就在外高桥出售浦发银行后不久的2006年初，外高桥的名字便出现在了某与涌金系有着极为密切关系的IPO项目的原始股东名单之中，而其在该项目中的持股数额也恰巧近2000万股，虽然该项目的上市充满了争议，但最终仍然成功挂牌，而外高桥在次项目中到目前的账面收益也已经达10倍以上。

说到此，就不得不佩服魏东精心设置的这个“汇浦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迷局之心思巧妙，几近天衣无缝。

“魏东及其实际控制的云南国投并没有通过先设立信托计划再去收购标的股权的方式，而是先通过云南国投收购完标的股权后，再以云南国投的名义过桥转让给其所设置的信托计划，这样一来，就为信托的实际受益人建立了信息保护的隔离墙，而即使之后涉及到收购浦发银行有关股权转让的纠纷问题，也与其背后实际受益人关系不大。”深圳一家投行负责人士告诉记者。

“比较现如今众多涉嫌私募代持股份的上市公司的做法而言，魏东的做法聪明、安全得多。”国内一家著名的私募机构负责人向记者坦言，魏东借道外高桥所持的浦发银行可谓“偷梁换柱”，而对于外高桥而言，其可能用自己原有的一部分资产换取了另一部分同样可能带来可观收益的资产，对其而言并不吃亏，而魏东则利用自己的信托借道不仅仅变相拓宽加深了自己的政府人脉资源，也为其后种种资本运做的成功铺平道路，而此外，涌金系的数位高管也同样认购了该“汇浦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其做法可谓“一箭三雕”，而且风险成本极低。

据记者了解，在操作汇浦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过程中，都是由魏东亲自负责，其可谓是整个计划中的关键一环，魏东跳楼离世后，中间许多细节无从查证，近十亿的收益流向也就此成谜。

国金证券和九芝堂“阵痛”

“目前，‘涌金系’方面的股权是否将悉数转让还未有定数，而是否四川的一家国企接盘也还没有最后确定，‘涌金系’方面当然是想保留其在国金证券中的一部分股权，可能最后的结果是，涌金系从目前的控股地位转为参股国金证券。”上述接近于涌金系的有关知情人士透露。

“失去了魏东的涌金系，等于失去了强悍的人脉背景和精明的资本运作头脑。”一位接近于涌金系的知情人士向记者如此评论魏东之于涌金系的关系。

事实如此，无论是从魏东如何精明过人地利用手中的筹码玩转云南国投这个资本运作平台，还是从其强势欺人般地低价在千金药业上市前大肆收购其职工股等众多资本运作案例中，都可以让市场领略在魏东带领下的涌金系其源源不断的造“金”实力。

自魏东蹊跷轻生后，包括国金证券、九芝堂、千金药业在内的三家涌金系上市公司便首当其冲地被卷入到了舆论的漩涡中，作为涌金系重要的资本运作平台，也是其从私募投资上岸转战实业的重要跳板，上述三家上市公司则分别不同程度地发生了一系列调整。

“涌金系在国金证券中的运作一直以来最被人诟病，一直被认为涉嫌国资流失。”上诉接近涌金系的知情人士坦言。

实际上，魏东跳楼之后，市场就纷纷揣测，其死因之一便是涌金系在国金证券中的相关资本运作所引发。

而自其离世后，有关涌金系转让国金证券股权的传闻便一直不绝于耳。

2010年3月，随着国金证券内部数位金牌分析师的集体跳槽，国金证券内部体制的混乱再度引发市场关注，而有关国金证券大股东将易主的传闻再度甚嚣尘上。

2010年3月17日，虽然国金证券发布公告称三个月内大股东涌金系没有转让国金证券股份的意愿，但市场对其有关股权转让的疑虑依然无法消除。

“涌金系方面的确没有转让国金证券的意愿，但早在几个月之前，有关部门就已经与国金证券大股东方商谈有关国金证券股权转让的问题了。”上述接近于涌金系的有关知情人士称。

“在有关部门‘撮合’下，涌金系方面已经与一些潜在的转让方进行了初步的接触，涌金方面仍然在做最后的努力，力求能尽量保住自己在国金证券中的股份或是只做部分出让，现在双方间都还没有最后确定。”上诉接近涌金系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涌金系接触方为原国金证券所属的成都国资下的一家企业。

“陈金霞很少过问国金证券的事情，自从国金证券前任董事长雷波被调查后，国金证券内部高层中也进行了一番较大人事的变动调整。”一位接近国金证券的有关人士称，值得关注的是，而在2009年年末“意外”上任的董事长冉云，其已经属于“涌金系”外人员。

与之前国金证券的数位“涌金系”出身的高管相比，冉云的资历却更多显示为成都国资背景。

据公开资料显示，冉云曾任成都金融市场职员，成都市人民银行计划处职员，成都证券公司发行部经理、总裁助理、副总裁、监事长，而成都证券即为国金证券的前身，而其更主导了当年“涌金系”借壳国金证券。

“目前，‘涌金系’方面的股权是否将悉数转让还未有定数，而是否四川的一家国企接盘也还没有最后确定，‘涌金系’方面当然是想保留其在国金证券中的一部分股权，可能最后的结果是，涌金系从目前的控股地位转为参股国金证券。”上述接近于涌金系的有关知情人士透露。

虽然涌金系在国金证券中的“去金融化”还未有最后的结果，但其在另外两家重要的资本运作平台中的去金融化已经渐有眉目。

早在2008年5月16日，也就是在魏东离世后不到20天的时间里，九芝堂便通过证券交易系统抛售了所持交通银行部分股份，此次抛售股份总数为915.50万股，为其所持交通银行1395.50万股的65.60％。而5月21日至5月28日，九芝堂继续通过证券交易系统抛售了所持交通银行480万股。至此，公司已把所持交通银行1395.5万股抛售一空。

而就在九芝堂抛售完交通银行全部股份之后，涌金系旗下另一上市公司千金药业则随后在2008年5月16日至6月16日期间，将其所持交通银行1395.5万股全部套现。

而自2008年以来，九芝堂的资本投资也迅速下降，除清仓完交通银行外，其仅有的1.3亿货币基金也被抛售，只在偶尔的新股申购中能见其身影，而在2008年前，九芝堂的盈利来源也主要是投资收益。

九芝堂2007年年报显示，其2007年净利润为1.278亿元，而其中股权投资收益便达7608.05万元，占其净利润近60%。

“对于陈金霞而言，如何经营好魏东走后留给她庞大的资产王国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上述接近涌金系的知情人士坦言，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更何况是在涌金系遭遇了天不时、人不和的情况之下。“一方面没有了魏东强大的人脉背景做支持，另一方面魏东的一跳也使得众多‘有关人士’急于撇清与涌金系之关系，而市场也纷纷不愿与其有所瓜葛。”

“自魏东去世后，陈金霞以及魏锋便有意打造涌金系‘金融+实业’的发展模式，但却遭到涌金系内部的一些人士的反对。”上述接近涌金系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实际上并非因为“去金融化”而重实业的模式不好，而更深层次的原由则在于发展数年的涌金系各路机构设置庞杂，其中的元老成员也非等闲，魏东在世时，其强大的领袖力量使得各方元老臣服其下，但魏东的离世使得涌金系群龙无首，而陈金霞自己一介女流，要让各方势力俯首听令，则尤为困难。

早在2010年3月底，湖南当地资本市场中，一个有关涌金系内讧的传闻便开始流传，有消息称包括九芝堂董事长关继峰在内的数位涌金系成员将集体请辞，其原因在于不满涌金系新掌门人对于涌金系“去金融化”的方向定位，除了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金霞在管理和经营理念上存在差异，这些请辞的高管还感觉权利与义务严重不对等。

非空穴不来风。

2010年5月15日，九芝堂发布公告，称九芝堂董事长关继峰和副总经理、董秘蔡光云双双正式提出辞呈，而新的董事长一职则由魏东的哥哥魏锋接任。

而对于关继峰和蔡光云，作为涌金系立下汗马功劳的元勋，其请辞涌金系的真正原由，蔡光云在离职时的一句戏言似乎颇让人玩味。

在2010年5月11日，九芝堂的09年的股东大会上，作为副总经理、董秘的蔡光云在回答股东提问时多半眼睛半睁半闭，随后，在有人追问其“疑似打瞌睡”时，蔡光云回答：“有时候半睁半闭，看得还清楚些。”

而对于魏锋的接任，市场对此的普遍评价便是涌金系去金融化转向实业的开始。

涌金如何去“金”

“对于涌金系而言，或许选择‘去金融化’向实业转型，真正‘上岸’是其最明智的选择。”上海一家著名的私募投资机构的有关负责人士告诉记者，实际上，对于国内每一家私募机构而言，都有一个“魏东”，而所谓的“魏东”就是指该私募机构所拥有的主要的人脉资源和丰富的资本运作经验。

对于私募投资机构而言，强大的人脉资源和丰富的资本运作经验是其发展壮大的必备条件。

“事实上，在中国，至少在过去和目前的国内市场中，私募的发展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人脉关系的建立和利用，其不像做实业般更多地依靠技术和生产实力。”上述上海某私募负责人坦言。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单纯做资本运作的私募机构最主要的竞争力便是广大的人脉资源和神通广大的公关实力，但一方面随着市场有关机制的不断完善，政策的空当越来越小，而另一方面随着私募机构自身的发展越来越壮大，到一定阶段单一的金融资本运作或许已经难以满足发展的需要，不仅对于陈金霞和涌金系，甚至对于各大私募机构都必须要去思考同样一个问题，当其拥有的人脉资源或商业背景实力被削弱，或是随着自身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这些人脉资源或商业背景实力不足以支撑起其私募机构本身的发展时，其又该在市场中如何自保和立足？

回首涌金系的发展，似乎可以把其分置于三个发展阶段。

当1994年，年仅27岁的魏东在北京成立了北京涌金财经顾问公司（以下北京涌金）开始到2002年间，在其间，为涌金系的资本原始积累期间，在这段时间内，涌金系和其他刚刚成立的私募机构类似，采取私募机构最原始的投资风格，以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政策机会为导向，根据政策热点转战各个投资市场，以“盲点套利”模式获取相对低风险下的高收益。而就在这段时间内，不仅仅为涌金系积累下了原始财富，同时也为魏东本人积累下了大量的人脉，为其之后能在资本市场中成功游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个阶段是其成长阶段。

而从2002年至2008年，涌金系在经过前期资本和人脉积累后，开始利用自己强大的人脉网络和资金通过上市公司“上岸”，再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逐渐成为了一系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而从该阶段起对于这些实际控制的公司虽然仍然以资本投资为主，但也逐渐涉猎实业，这一阶段为其成熟阶段。

魏东离世后，则涌金系步入了其第三个阶段，那就是重新寻找使其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平衡点的阶段。

“对于涌金系而言，魏东的离世可以看成是一种意外，但也是一种必然，其给涌金系作为一家私募机构的影响与社会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使得其身处的私募投资环境产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即其拥有的人脉资源或商业背景实力恐难以支持其继续之前的发展方式，这个过程是每一个发展壮大的私募机构所无法回避的。”上述上海某私募负责人告诉记者。

纵观涌金系发展至今，它的每一步成长蜕变都折射出了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其也在顺应这些历史潮流的同时，利用自身的优势与时势完美结合而使得其在资本市场中迅速崛起。

不仅仅涌金系，对于其他国内的私募资本而言，其发展历程都是相类似的，而涌金系则刚好具有鲜明的代表性，一家私募机构经历成立、成长、发展、壮大的过程，也同时经历着金融化、去金融化的过程。

“一方面用实业发展可减少依赖人脉背景的需求且能给其之后的资本运作提供基础，而反过来金融化运作又能为实业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上述上海某私募机构负责人表示，对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私募机构，建立“产融结合”的运作平台，或是解决失去“魏东”后，“涌金系们”得以自保和立足的正确之选。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