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成为赢家中的一个吗？

危机之后,谁是赢家?

全球经济正在发生巨大的结构性改变。全球经济金融主导力量自西向东的转换将持续数十年,现在这一转换已经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深远影响。当前最引人注目的是国际上对人民币问题的炙热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国家的政府高层均亲身上阵,中国政府高层积极扞卫当前的人民币汇率,美国会议员要求人民币汇率重估,扬言将给中国贴上操纵汇率标签并实施贸易制裁。

在我们看来,人民币汇率重估不会改善美中贸易失衡——而且人民币一次性升值5%或10%也不会扭转失衡。鉴于中国制造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很难预期汇率调整能够让美国商品在成本上具有竞争力。因此,对于泰国、马来西亚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而言,和中国在产品成本上的激烈竞争确实是一个问题。这边是美国为巨大的低成本中国制造而心烦意乱,那边是中国正在强调中国制造要转变为以质取胜。当然,这也是美国应该关注的重心。

我们相信,中国在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将会采取人民币渐进升值的汇率政策。这一立场有望给美国以安慰,避免美国大范围滑向有害的保护主义。人民币重估和最终国际化只是全球经济金融主导力量转换过程中的一个因素,估计四分之一个世纪后,这种转换将使中国重返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

全球经济金融主导力量的转换中有赢家,自然也会有输家。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能够将一国货币当作其宏观经济状况的一个指标来看待,那么,反对人民币走强的意见将随着中国最终成为——我们认为中国定会成为——赢家中的一个,而自行化解。同时,美元的价值将取决于美国适应世界新变化的能力。

全球经济转换中的赢家可能包括以下几类经济体:(1)财力雄厚的经济体——拥有大额外汇储备,财政实力雄厚,存款规模大,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卡塔尔,甚至也包括日本(尽管日本的外汇储备正在迅速减少);(2)自然资源丰富的经济体,即能源、大宗商品、农业资源乃至水资源丰富的经济体,包括俄罗斯、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安哥拉;(3)拥有大量人才的经济体,创新能力强,能够积极适应变化,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历来属于这类经济体。尽管他们在此次信贷、金融危机遭遇重创,并且前景还尚不明朗。或许我们可以说,赢家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中的一个或多个:资金,大宗商品,或创新(英文分别为Cash, commodities, creativity,亦可称为“3C”条件)。

西方经济体面临资金挑战

世界经济刚刚经历了二战以后最严重的下滑。究其根源为世界经济的失衡,发展中经济体的过剩储蓄“倒流”至西方经济体(特别是美国、英国和西班牙)。美联储在高科技泡沫破灭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过低的利率水平,并且由于“道德风险”的问题,让投资人产生风险有人担保的错觉,由此制造出廉价信贷以及由债务推动的建筑和消费热潮,这些经济体中消费者的投资和消费欲望空前膨胀。一些金融服务业领域推波助澜,致使大面积发生不为风险定价和缺乏信贷管理的情况。很多项目杠杆比率过高,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加之金融监管未能充分地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最后一个原因是股东未能对账户进行较好的约束,终于导致了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

以事后的眼光看来,所有这些问题早已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长期的过度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业,还包括其他很多行业的过度投资,催动经济以超出自然的速度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导致投资的混乱无序。在这一过程中,事故隐患越酿越大。当其最终爆发时,已然大到难以收拾,尤其是那些毫无准备跌入危机之中的经济体,比如在经济繁荣时期欠下大额财政赤字的英国。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在危机的冲撞中遍体鳞伤甚至死亡。运行良好、投资理念保守、流动性状况佳的金融机构挺过了危机,甚至在危机期间仍做出不俗的表现。一些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印尼、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香港以非常好的状态走出危机,体现出有效的政策引导和得当的监管发挥的作用。同样地,也有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和市场经受住了考验,安然渡过危机。例如,尽管股市出现大幅波动,但交割和结算系统经受住了风暴考验。

下一个阶段,全球经济将迎来复苏。复苏势头的强弱将取决于基本面。很多西方经济体的基本面依然脆弱。美英和其他经济体需要做的是约束财政赤字,最终终止宽松的货币政策,重建破碎的金融服务业等努力,这必将是一个长期、痛苦、低增长的过程。不幸的是,美国由债务推动的繁荣也带动了中国等经济体的繁荣。如果离开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很多新兴经济体很难再现2007年的高速增长。西方经济体(除德国外)需要减少支出,加大储蓄。东方需要加大支出,减少储蓄。财力状况决定了经济表现的不同。未来五到十年,如果部分基本面薄弱的西方经济体发生主权债务违约,我们不会感到吃惊。

中国能够继续保持支出增长,这既包括政府层面的,也包括消费者层面的。尽管有人担心私人消费不积极,但中国零售额仍以年均15%以上的速度增长,并且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达到5-10%。中国企业继续投资扩张,这一点在德国对华出口中有所体现。2009年德国对华出口同比增长7%,主要为机械类出口(汽车和汽车配件出口增长达到18%)。中国政府支出继续扩大,最近两年,中央财政教育、医疗和社保支出占GDP的份额持续上升。尽管投资和政府支出对2009、2010两年的经济增长起着主导作用,但我们预计,从2012年起,消费将开始与政府支出一道发挥引领作用。其他经济体显然不是这种情况。很多西方奢侈品公司向中国进军,尤其是二线城市。同时,中国在非洲、亚洲,和其他自然资源丰富地区的投资在不断扩大。或许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开始终结。

另一个坐拥巨额财富的经济体群是海湾国家,随着国际油价保持在80美元附近,海湾经济体的财力迅速积累。尽管迪拜出现一些房地产方面的问题,不过这一地区在危机后着手将大量财力用于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投资保持高速增长,以促进该地区经济转型。沙特需要为快速增长的人口提供大量工作机会。2009年12月阿布扎比推出一项计划,将斥资680亿美元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的一些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一样,部分项目今后可能不会带来经济收益,但我们相信这会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坚实保障。而且,很多此类基础设施有益于提高这些经济体以及他们邻近经济体的新陈代谢速度。

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将财力用于国内建设,将富余资金投入到印度等有吸引力的市场(或投资于非洲农业),能够投入到西方国债市场的资金可能会减少。对现金流紧张的西方经济体而言,提高融资成本或许是另一个挑战。

大宗商品市场将进入超级消费周期

如我们多次重复,东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对“物”的消费的增长——人们开着买的第一辆车,行驶在新修的高速路上,买第一套住房,使用第一套白色家电,第一次乘飞机出行,入住新建的酒店,等等。对很多人而言,这种增长意味着从一天只吃一顿饭增加到三顿,饮食中增加更多肉类。所有这些活动正消耗掉巨量的自然资源。我们经常说,人们可能低估了中国发生变化的速度和幅度。不过话说回来,要让大多数人明白中国这个未来二十年还会有3亿人从农村迁入城市的国家正在发生的事究竟意味着什么是非常困难的——更不用说这一进程发生的过程中其对铜、水泥、铝等原材料的消费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我们看来,对于某一种单个资源来说,前景是不确定的(比如,页岩气如何影响煤炭和原油消费以及定价),并且商品价格走势可能充满波动,在此我们不在这个方面展开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未来数年,随着成千上万人的财富增加,世界将要进入一个超级增长周期,大宗商品市场将进入一个超级消费周期。有估算数据表明过去几年9000万人陷入贫困,这很容易让人忘记过去十年随着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9亿人摆脱了贫困。

大宗商品消费受到西方经济增长放缓或者衰退的影响会有多大?并不会很大。1998年到2008年期间,中国对铅和镍的消费增量高于全球市场对此两种金属的消费负增长,对铜、锌、锡和铝的消费增长贡献了全球消费增长率的70%,对煤炭的消费增长占全球消费增长率的60%,对原油的消费增长占全球消费增长率的40%。自1998年以来,全球原油消费增长率中70%是由中国、俄罗斯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经济体(GCC)拉动的。

除了我们提到的海湾合作委员会经济体,这一领域的大赢家还有望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巴西(或可称之为CARBs?)。我们没有包括印尼,因为印尼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自身消费了大量的煤炭和其它能源,而没有用于出口——这是经济成功的代价。当然,随着目前印尼民主制度初具雏形,我们非常看好印尼经济前景,并且相信这个国家很有可能在2010年内获得适宜投资级的主权信用评级。

资源类经济体的前景存在差异,并且他们的经济增长也不纯粹依靠商品。但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储量为他们提供了一项收入来源,增加了选择的机会。巴西的前景尤其明亮,这个经济体的中产阶层正逐步形成,带动着消费,过去十年的发展成果正在令这个经济体全面受益。加拿大的经济前景也显得不错,加拿大几乎是西方经济体中唯一一个金融体系未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影响的经济体,该国央行和财长因此享有良好的信誉口碑。毫无疑问,加拿大在融资利率和利率政策的调控方面将会受益于此。与英国等其他西方经济形成鲜明的对比,加拿大正在试图减税以刺激经济、鼓励投资,商品资源优势为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实现更大的飞跃。

水也是关键资源之一。没有充足的水分,很多商品的生产——不只是农业,也包括能源和金属行业——不可能进行。智利的铜矿依靠135公里外水处理脱盐设备用泵抽水过来。随着气候变化对国家的影响,很有可能出现对商品生产甚至价格的膝跳式反应。澳大利亚对于这些风险比加拿大、俄罗斯或巴西更为脆弱。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那么,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是否还有希望?这些经济体以前由于政府和个人的一贯挥霍而债务累累,银行体系受损,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并且几乎用尽了大部分自然资源。我们相信,尽管如此,希望还是有的。因为危机后赢家的最后一个特征是拥有革新和创造能力。而且实际上,创新能力可能是所有禀赋中最重要的。

世界新秩序的一个特征——大量人口涌入劳动力大军,劳动生产率极大改善,持续的全球化——将会使革新和创造获得更多报酬。两百年前的数千名音乐家能够赚取较为可观的收入,最伟大的音乐家的收入来源仅限于他们实际接近的听众身上。现在,世界一流的乐队通过全球发行CD、MP3等音乐作品,享有不计其数的收入源头。英超主宰着英国足球,坐收全球电视转播收入。几支欧洲球队占据全球足球收入的大部分。球员获得天价收入,最棒的球员几乎都在为顶级俱乐部效力。又如在时尚产业,品牌的不同意味着价格的天壤之别。而且,在中国这类市场的巨大成功可以弥补西方经济衰退的影响。几乎可以断定,世界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将会是从“做”(doing)到“造”(being)的转变——“做”的价格正在日渐萎缩,而创新的收入正与日俱增。

因此,创新的回报会越来越大,而且更为集中在一部分人手中。这将给西方国家政府带来挑战,因为国家内部“赢家”和“输家”间的收入差距会拉大。创新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无论英超球员、投行家,或是企业家,他们一旦离开,也会带走一堆工作机会。平衡国家对他们的吸引力和社会凝聚力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当前,西方,尤其是美国和英国,仍然具备制度和基础设施以期凭借创新获得成功,例如目前全球领先的高校主要集中在英美两国。但是,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尤其是中国的工程和其它科技学科正在迎头赶上。在专利权方面,日本和美国仍然领先,但中国也在迅速追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英国面临的挑战还会继续——要么像英国(从专利统计上看)那样,开始将研发和智力植入创新产品或服务。可是,仍然不明确一些西方政府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当前英国政府正在削减重大基建项目支出,抨击培育出大量创新人才的精英教育,以创新成功的代价来保障税收。而加拿大的做法与其形成鲜明对比,通过减税,其将更多资源导入最优秀的大学。中国政府的教育投入在快速增长的GDP中的份额也在不断上升。

新加坡和韩国均实现了经济转型,目前正在通向繁荣的道路上更多地关注创造力和革新。新加坡正在寻找新的“通用技术”,韩国正着力于成为新型能源的领导者。英国在后一领域有着惨痛的失败经历——韩国正在积极寻找获得英国位于世界尖端的融合技术的机会,并使其商业化——而英国未能找到投资,可能将来也不会找到投资。

看起来部分国家已经得到这些制胜的法宝,从而获得一个或多个领域的制高点。以卡塔尔和阿布扎比为例,他们抓住全球金融危机的时机,将凭借自然资源取得的财富,运用于建设人力资源,以便沿着创新的道路走向经济的成功。目前断言它们会否实现这一愿景为时尚早,但成功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前人才的所有者将再投资于人才、积极地挽留住人才,还是袖手旁观,任凭他们迈进别家的门。

未来几年无论对已走出危机的国家,还是对尚显疲弱的国家而言,都至关重要。一旦做出发展经济的错误选择,将致使部分经济体原有优势丧失殆尽,而正确的抉择将弥补先天不足。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很好地利用手中的资金、资源优势,或者更重要的,创新人才的优势。惟此,才能立己于不败。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