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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地位

时间:08-11-04 来源:世纪海翔

中国的新地位

正在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有一个共同点:发生危机的经济体,没有做好应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政策制度准备

    一场始于美国住房次级贷款的信用危机,已经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全球金融系统的动荡,必将对全球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中国虽不是本次金融海啸的中心,但作为全球化过程中主要受益者之一,中国经济不可能免受严重的波及。不久前公布的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明显下滑。越来越多的人为之担心。

    这场危机在相当程度反映出,当前主要的国际经济体,还没有对“以中国经济崛起为核心特征的全球化”做好制度上的准备。

    当前的讨论中,很多人把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归咎于格林斯潘时代于过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美联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把利率降得太低,才导致了三个“过度”:美国老百姓的“过度举债”;金融机构的“过度杠杆化”;以及资本市场的“过度证券化”。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正是这三个“过度”的集中体现。

    次贷危机,的确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以及美国有关监管机构的失察有关。但笔者认为,这并不完全是格林斯潘的过错。问题的关键在于,美联储为什么能在较长时间内把美国利率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而不用担心其通常的负面后果,即通货膨胀?

    笔者认为,这与格林斯潘作为一名央行行长的个人能力没有多大关系,而应归因于“全球化红利”的集中释放。其具体表现为,全球化使得中国、印度及前苏东国家的大量低成本劳动力,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从而使全球劳动力供给在短时期内得以迅速增加。

    由于经济快速扩张的原始推动力来自劳动力的外生性增加,格林斯潘便得以“从容地”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必担心其通货膨胀后果。

    问题实际上出在美联储对货币政策目标的设计上。

    如果中央银行的惟一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如欧洲央行),或是在通胀和经济增长中寻求一个平衡(如美联储),那么,当全球通胀因“全球化红利”的集中释放而出现结构性下降时,央行行长们自然会倾向于维持低利率来支持经济增长。

    显然,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很中央银行,都低估了全球化对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的深远影响,没有做好政策制度上的准备。

    事后看来,美联储的通胀目标应该设在一个更保守的区间(如01%,而不是2%3%);或者在其目标体系中应包括资产价格,而不仅仅关注消费者价格。如果有了这样的制度安排,利率就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维持在过低的水平,三个“过度”也就可能不会产生了。

    同样,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出,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在政策制度上,没有做好应对中国经济在本地区迅速崛起的准备。1994年,在中国完成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过程中,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一次性完成了近50%的贬值,从而使中国对外竞争力大幅提升,出口飞速增长。

    然而,面对来自中国的强有力竞争,亚洲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并没有及时作出政现反应。尤其是在外贸竞争力已经明显下降、汇率明显被高估的情形下,许多国家仍坚守固定汇率制度。再加上他们不合时宜地放松了资本账户管制,就为1997年—1998年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总之,中国经济的崛起,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一点恐怕无人质疑。正在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形式和内容上看似有很大不同;然而,笔者认为,这两次危机有一个共同点:发生危机的经济体,没有做好应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政策制度准备。

    而中国经济的崛起,终将改变本地区及全球经济版图。如果其他经济体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这种国际经济中相对实力的此消彼长,就可能以金融危机这样一种破坏力巨大的方式实现。

    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制度上的缺陷。而修补这一缺陷,在短期内可能限制经济的内在根本驱动力的释放,却不会改变其长期趋势。此长期趋势的核心,就是中国经济的崛起。

    面对这场危机,持“中国经济崩溃论”的人士,恐怕是太多关注了危机在短期内所造成的破坏性,而忽视了其背后深层的“中国因素”。

    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在短期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然而,恰恰是在这场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从根本上确立了在亚洲的领导地位。笔者相信,十年后,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将比现在更突出;而且,我们得出的结论将是,中国经济的这一新地位,正是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确立的。

摘自—财经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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