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农村发展模式正在确立

有条件下的土地流转是稳妥之道

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海外不少媒体曾引述一些消息热炒中国将走向农村土地永佃制，但10月19日全文播发的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显示，这种看法不过是消息人士的一厢情愿。三中全会决定在大力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同时，明确指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这三个“不得”划定了土地改革的底线，强调严格的耕地保护，以明确土地性质，保证农业作为安天下的战略地位。

中国执政党的农村改革并不是为改革而改革，而有一个实质性的目标，那就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承诺，有效实现农民增收(此次会议提出，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今年翻一番)，缩小仍在进一步扩大的城乡差距。永佃制之所以被排除在改革方案之外，原因恐怕就在于它并不是一条能实现全国农民小康的长远之策。如果农村土地私有化，且不说单家农户事实上更难保护土地权益(面对扩张性的资本和权力，单户农民的谈判能力更弱了)，更重要的是，卖地的农民带着微薄的身家走向城市之后，在中国制造面临升级转型阵痛的现在，这些新的城市贫民如何奔小康？致力于全面小康的中国改革，理所当然会断然拒绝未来出现一个庞大的缺乏希望的城市贫民群体。执政党关心的并不是要造就多少土地新贵，而是究竟能不能真正为全国农民带来小康生活。这是执政党的改革政治学的要害所在，不能确保占多数的全国百姓的幸福未来，也就没有改革的未来。

但是农村奔小康和农民增收，打破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确又是“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从三中全会决定来看，执政党解这一道天下最难的题，用的是“全国一盘棋”的思路，一是深度挖掘农村内部潜力，二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农村内部要挖潜，土地和金融是两个要点。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确保农村长治久安的基本条件，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则可以盘活存量，此次会议在已有十年之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改革试点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在金融方面，则“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的农村金融体系，化解农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的困局。

而由于农民增收空间有限，只从农村内部入手很难实现全国农民的小康，必需国家力量的积极介入。三中全会提出了一揽子方案来提升农民的福利，实质性地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方面，要求“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政治权利方面，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农村建设方面，则要求尽快形成完备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巩固农村义务教育普及成果，重点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力度，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争取普遍实现行政村通油(水泥)路，等等。这一揽子措施对于全国农民奔小康的意义，其实并不亚于土地改革。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