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通胀的关键是稳定预期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季度的各项经济指标，其中一季度GDP增长高达10.6%，而一季度的CPI则达到了8.0%的高位(而3月份CPI上涨8.3%)。针对这一严峻的形势，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当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认为“特别要把控制物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意味着，之前“双防”的序列已经发生改变，“控制通胀比防止经济下滑更加提到优先的位置”；经济“更好地”发展比经济“更快地”发展更重要。随后，央行迅速上调存款准备金0.5个百分点。

    如果对通胀的处理手段不辛辣、坚决的话，那将会发生另外一次“事后的悲叹”。3月份的CPI8.3%而2月份是8.7%，看似有所回落，但却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利好，因为2月份的CPI是一次跳跃性的上涨，主要是雪灾制造的短时间内的“冲击性”短缺，如果没有此因素，CPI应该在7.4%附近。同理，3月份的CPI微幅回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蔬菜生产在雪灾后得以恢复、运输状况好转等因素，但如果扣除雪灾的延续性冲击，也许会在7.8%左右。也就是说，扣除短期冲击因素之后，CPI一直是系统性向上的。

    尽管中国决策层正在加大价格管制(例如对价格飙升的食用油，最近发改委驳回了国内4大食用油生产经销商涨价的申请)的力度和覆盖面，但是，各国历史无数次地证明，对价格的行政性管制是无法促进生产供应的，相反，它封锁了企业成本的传导效应，大规模提高了被管制企业的成本(利润缩水甚至亏损经营)，从而加强了企业与之博弈的决心，即企业通过“生产萎缩化”来对抗价格管制。

    要知道，管制永远产生的是短缺而不是丰裕，管制希望能获得价格稳定，但最终收获的是短缺造成的恐慌。尤其是整个世界都处于一种农产品相对匮乏阶段(例如米价飙升)，在这种氛围下，农业生产者最好的策略就是降低生产，增加储粮行为。除非这些农产品生产经销者的预期能够稳定，认为农业补贴会超过通胀预期，或者上游农资价格的增长幅度会低于他们可获利的程度。用博弈论的方式看，理解中国的通胀成因，需要的是一种结构主义的视野。通胀不应该归咎于猪肉蔬菜涨价、《劳动合同法》出台、雪灾以及各种终端消费品价格飙升。通胀的根本原因在于上下游产业之间的“击鼓传花式”的剥夺。农产品价格的飙升，不仅仅是农资价格的原因，更是生产农资的上游段，例如机床。但也不仅仅机床的原因，而是钢铁、石化等行业造成的“价格传导”。决策层应该理解“通胀预期下的农户自保行为”，要通过紧缩政策削减上游产品的需求，使之产生“过剩下的廉价化”，这种结构性的严厉调整才是击退通胀预期的唯一武器，也就是说，控制CPI的关键是消灭PPI的涨幅，而不是物价控制。

    于是，控制通胀预期是“重中之重”。而加息是稳定预期最好的办法(加息也许从表面上看不能提高生产，但实际上却是最有力的促进生产的举措)。保守估计，中国今年的全年CPI会处于6.8%的位置，那么4.14%的利率怎么说也是不合适的，即使不愿意改变负利率状态，也至少将利率加到5.8%附近。迅速加息、采用紧缩性的货币回收政策、对上游的权势企业和产业实施严厉的信贷控制，并不一定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失业。在对上游实施严厉紧缩的基础上，加大对粮食等下游端的补贴，稳定预期下的补贴才能产生有效供应。

摘自21世纪经济观察